12月26日，我社在北京召开《我的前半生（批校本）》首发式暨专家研讨会。《我的前半生（批校本）》是继群众出版社1964年公开出版的《我的前半生》、2007年公开出版的《我的前半生（全本）》和2011年公开出版的《我的前半生（灰皮本）》之后推出的具有独特史料价值的又一个重要版本。《我的前半生（批校本）》是“全本”的前身，收录了溥仪在书稿清样上的百余处亲笔墨迹。这些批校既有作者对自己前半生生活的片段回忆，又反映出作者对书稿内容的独特认识。这本书的面世，为深入研究末代皇帝的内心世界提供了更丰富且珍稀的史料。于此同时，为了方便读者阅读理解《我的前半生》的各种版本，群众出版社还组织编写了辅助性读物《我的前半生（图录）》，也一同出版。《图录》以《全本》为基础，选配相关的珍贵历史图片，为读者拓宽了感知历史的渠道。此外，群众出版社还将五个版本统一装帧设计，向广大读者隆重推出《我的前半生》系列珍藏版。

刘灿副社长主持会议，他首先介绍了中国人民公安出版社组建情况，并向专家和记者通报了《我的前半生》各个版本的流变过程和《批校本》编辑出版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研究员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学泰，1964年版《我的前半生》责任编辑王兰升，著名收藏家《我的前半生（批校本）》原件收藏者方继孝等应邀参加会议并发言。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国新闻出版报、中华读书报、中国图书商报、中国新闻周刊、三联周刊、北京青年报、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晨报、新浪网、凤凰网、出版参考、博览群书等新闻单位的记者参加了会议。到会的专家、学者和媒体记者与出版社领导、责任编辑就《我的前半生（批校本）》、《我的前半生（图录）》的出版进行了热烈的研讨、交流。与会者一致认为，几十年来，《我的前半生》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是最有影响的一本书，60年代以前对近代史的研究、判断都因这本书的出版被改写了，以后整个近代史的叙事框架发生了改变。《批校本》的出版，更真实地反映了溥仪当时的特殊心态和思想意识。《图录》作为辅助性读物，为读者拓宽了感知历史的渠道。群众出版社陆续出版的《全本》《灰皮本》《批校本》，逐渐把我们拉向了历史真实，为近代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意义非常重大。几个版本对照阅读，使读者更接近真实的溥仪，对全面了解这部旷世名著的成书过程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

编者按：12月26日，群众出版社在北京召开《我的前半生（批校本）》首发式暨专家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研究员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学泰，1964年版《我的前半生》责任编辑王兰升，著名收藏家《我的前半生（批校本）》原件收藏者方继孝等在会上发言。以下为发言摘要（以发言先后为序）。

刘灿副社长发言：

首先，先向各位专家、记者介绍一下中国人民公安出版社的组建情况。2010年5月，公安部决定将群众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合并，成立新的中国人民公安出版社，隶属公安部。群众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仍以各自原名出版图书。

众所周知，群众出版社与这部世界名著奇书有着天然的联系。没有群众出版社就没有这部书，有群众出版社才有今天的盛会。群众出版社把溥仪先生《我的前半生》的定稿形态在1964年3月公开出版。又把成书过程中由李文达执笔的“另起炉灶”二稿本，以《我的前半生（全本）》的命名，在2007年公开出版。还把溥仪最早的悔罪书，以《我的前半生（灰皮本）》的命名，在2011年1月公开出版。如今则把成书过程中由李文达“另起炉灶”的一稿本以及溥仪在清样上的批校，以《我的前半生（批校本）》的命名，公开出版。这个会议，既是为批校本而开，也是为所有版本集结到齐而开。《我的前半生》由撰写到不断出版，凝聚着群众出版社历史上几代公安出版人的辛勤劳动。

我社一直十分重视《我的前半生》的出版宣传工作和相关专家学者、媒体的反映。早在半个世纪前，《我的前半生》还在成书过程中，就邀请了许多资深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提供宝贵意见。譬如学部历史三所（即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范文澜先生、刘大年先生、黎澍先生、李新先生，都参与了上述活动。2006年12月，我们召开了《我的前半生（全本）》的新闻发布会，并邀请李洪岩先生、王学泰先生、杜元明先生、朱宗震先生撰写了评论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2010年12月，我们又召开了“灰皮本”的新闻发布会，与会的专家学者各抒己见，产生了良好的研讨氛围。在这里，我们深切缅怀当时到会现已作古的朱宗震先生。《我的前半生》既是溥仪先生一生的重大成就，也是群众出版社建社至今的重大成果，它还应是接受主体不断开拓的研究对象。我们希望伴随着《我的前半生》的广泛传播，读者对它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学者对它的认识层次不断深入。

《我的前半生（批校本）》是《我的前半生》成书过程中承前启后的第一个环节。它的前身是李文达“另起炉灶”一稿本样本。溥仪的批校则在一稿本的清样上。此外，“批校本”还附录了1964年公开出版的《我的前半生》清样上的部分批校。关于批校的价值，仔细阅读就会形成各自的认识。这些批校不是溥仪的全部批校，出版社目前掌握的部分，还要感谢收藏家方继孝先生提供。

我们请教了一些专家，在中国文化史上，作者自己评点自己的作品几乎没有。但有一特例，就是《红楼梦》的脂评，有人说是曹雪芹自道，然未在学术界形成共识。《我的前半生（批校本）》的面世，又一次雄辩地证明了《我的前半生》的创作主体——溥仪和群众出版社的良性互动。也在中国出版史上玉成了一段经久不衰的佳话。

近代史研究所步平所长发言：

溥仪是非常特殊的人物，是中国的末代皇帝、伪满洲国傀儡皇帝。他的《我的前半生》影响非常大。以前出版的《我的前半生》的几个版本我都有，《全本》中有很多内容都很有价值，如“东京国际法庭”审判的内容对研究这段历史很有价值，过去我们只关注日本律师的辩护，《全本》中写了美国律师按照美国审判方式的辩护。这次拿到“批校本”觉得更有意义，能够全面了解成书过程。

“批校本”中很多批注都反映出溥仪的心态，有的态度谦恭，如多处用“这一段似乎改一改，好么？”“希望改一改”这类语气。有的态度明确，如“必须要改”。

通过溥仪批注，可以看出溥仪的特殊心态，如谈到溥杰夫妻的感情时，溥仪认为并不是他们感情不好，应改一改；谈到“四大公子”的事溥仪认为应删去。这些能反映他是站在对方的角度上，认为有些内容对人家不好。

对“正珠尔”的分析，能反映出微妙的心态，就是他自己可以批判自己，甚至有些过头，但当别人对他批评时难以接受。

还有向农民老大娘认罪的情节，他认为实际是他先认的罪，要求改正。虽然有美化自己的嫌疑，但反映他尊重事实。

对七叔载涛的态度，更能反映出经改造溥仪有了一定的政策意识。如“七叔虽然也不再叫我皇上了，可是也还没有叫我溥仪，对我说话仍然不用第二人称。”溥仪认为“这固然是事实，但也不是非揭露不可的事。为了团结这个老人可能在工作上发挥一些积极作用，避免不必要对他刺激，我认为可以删去这几句话。”

战犯改造问题，我以前专门研究过这段历史，还在两位当年的日本战犯陪同下到过抚顺战犯管理所，战犯管理所从所长到工作人员见了日本战犯都非常熟悉、亲热，从这些能体会为什么对溥仪改造那样成功。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了解改造战犯的细节和溥仪的真实心态，尽管溥仪对自己的批判有些过头，但书中还是采纳，反映真实性，这些很有价值。只有把这些历史档案材料展现出来，才能清晰地反映这段历史。群众出版社把“批校本”公开出版就是把有关溥仪的档案资料展示给读者，感谢出版社所做的工作。

文学研究所王学泰研究员发言：

王兰升责编的1964年的《我的前半生》以及后来出版的“全本”、“灰皮本”我都有，加上今天这个批校本，四个本子，非常有价值，群众出版社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把我们逐渐拉向真实历史，特别是对研究近代史、当代史是很好的资料。我查阅过六十年代的档案资料，缺很多资料，对研究人员来说，没有资料就无从判断。《我的前半生》资料很丰富。

这个批校本非常难得，明代开始就有套红印刷，但很少，我有一套辽宁出版的《红楼梦评本》是套红印刷。《我的前半生（批校本）》真是很漂亮，值得收藏，也可以作为礼品送人。

“图录”内容丰富，但缺一张重要照片，溥仪与鹿钟麟在政协会议上的合影。鹿钟麟就是当年把溥仪赶出宫的、冯玉祥的一个旅长，书中只收录了鹿钟麟执行任务的照片。将溥仪赶出宫的做法，北洋政府是错误的，没有遵守契约，作为政府违背契约，其影响远比老百姓大得多。

“批校本”中（第482页）关于梁思成是保皇派梁鼎芬的后代的说法，由于李文达表述不确切，造成了溥仪的误会。还有些批注反映了溥仪的特殊心态。如“搞卫生时打碎了玻璃，护士跑过来问伤着人没有？”这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是中国人的传统，可作为犯人的溥仪认为，护士不仅没有责怪自己，反而关系自己伤了没有，令他很感动，这真实反映出犯人的心理。再如，关于与载涛的关系的批注，溥仪不从亲情考虑，而是从社会关系考虑，反映出他是在追求政治正确。作为社会的人，用社会道德理念约束自己，不等于整天害怕这害怕那，时刻想做到符合政策。所以，从批校本中看，溥仪虽说他改造好了，对做皇帝时、傀儡时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损失、犯下的罪行有了深刻的认识，可是作为一个正常的社会人，还是非常遥远的。通过批校本使我们更接近真实的溥仪。

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发言：

几十年来，《我的前半生》对研究中国近代史是最有影响的一本书，60年代以前对近代史的研究、判断都由于《我的前半生》被改写了，以后整个近代史的叙事框架都发生了改变。所以，它的影响太大了。群众出版社出了这么多版本，意义非常大。建议群众出版社应该再搞一个“汇校本”，把最早的底本找出来进行汇校，可以看到叙事框架的演变过程，看到溥仪的思想演变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因为这几个版本的表述变化还是非常大的。下面谈两个问题：

第一，《我的前半生》的重要研究价值不在于对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表述，而在于它讲述了一个特殊的历史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究竟如何改造战犯的，怎样把战犯的脑洗净的，脑洗净到溥仪发自内心地认为自己是反人民的。这一点反映的是真实的，无论哪个版本，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它的真实性，怀疑哪些是假话，因为他们确实是真诚地表达忏悔。

第二，溥仪所讲的故事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去年日本一个媒体找我谈溥仪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日本的学者对《我的前半生》研究也很深，我对他们讲，我的基本思路是，书中前面大部分是晚清历史，对于晚清的历史从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应谨慎对待，因为溥仪对晚清的历史没有亲身经历，没有直观的感受，基本都是传闻，多数是听别人说的，如对慈禧的判断、对光绪的判断、对袁世凯的判断等，都与范文澜等那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观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我们不能说是曲解历史，但已经注入了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是溥仪经历的20年代后的历史，如出宫、伪满洲国、战犯改造过程，史料价值最高。所以群众出版社把几个版本出版，将来对近代史的研究会有一个大的推动，而且可读性强，肯定有很大的市场。

收藏家方继孝发言：

我是搞收藏的，90年代中期，偶然发现了《我的前半生》批校清样，但不知道是不是溥仪亲笔，我就下决心研究。当时清样中夹一便条，落款为溥仪，为了验证真假，我把便条拿到拍卖公司拍卖，结果拍了4000多元，我感到是懂行的人买走了，应该是真迹。当时，只有上、下篇，缺中篇，为了寻找中篇，经过十几年，把《我的前半生》的几个本子都收齐了，包括写作素材本。还发现一个电影剧本，李文达根据《我的前半生》写的，比后来拍的电影情节更接近真实。群众出版社可以考虑出版这个剧本，将来会有慧眼的导演拍成电影。后来我在《博览群书》上写文章披露了这个本子，很快群众出版社的孟向荣编辑通过陈品高找到我，想看看。我答应了，白玉生、孟向荣、郝大勇三人到我家看了，不久群众出版社提出出版这个本子。当时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也要出版，我觉得这个本子的根在群众出版社，还是交给群众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