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汶川8级大地震发生96个小时之后，杨锦在家中收到友人通过手机短信发过来的一首诗：《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放声朗读之后，这个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非常活跃的诗人的情感一下子迸发出来，随即写下《那一刻——给地震中的一位警察》，同时，身为群众出版社社长的他决定要出一本与汶川大地震有关的诗集。5天之后，《汶川诗抄》出版发行。

新华社在5月24日的报道中称：《汶川诗抄》真实展现了在这次灾难中折射出的人间大爱与人性光辉，再次证明了在国家危难时刻民族团结的伟大力量，真切表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对在汶川大地震中遇难者的无限哀悼。

诗歌在地震中爆发

杨锦亲自参与了《汶川诗抄》的选编。他说，中国是诗歌大国，诗言志，在任何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面前，诗歌这种文学形式从未缺席过，也不会缺席。地震发生后，杨锦所认识的诗人朋友，无一例外地写下了众多纪念诗歌。

诗歌，这个曾经被归为小众的文学形式，在地震灾难之后，伴随着民众人性回归的脚步而重新降临。它褪去了一切华丽和脱离民众的雕琢与矫饰，真正做到“诗言志，歌咏情”，用最朴素的文字，记录最多面的场景，书写最复杂的感情。

诗歌不再是“诗人的专利”，或者说，在真切的情感的支配下，人人都是诗人。因为包含着感情的文字最有生命力。

有人直接把这一时段出现的大量与地震有关的诗歌统称为“地震诗歌”。

地震诗歌最先在网络流传，很多作者无从考证，杨锦推测一些广为传颂但是找不到作者的诗歌很可能是网友群体创作。

网络是“地震诗歌”的根据地，国内知名网站新浪和凤凰网都开辟诗歌专栏，加上原本已有的百度“诗歌吧”、天涯的“诗词比兴”和“天涯诗会”中，与地震有关的诗歌新作更是层出不穷。 “天涯诗会”曾经在一天之内有360多首与地震有关的诗歌新作贴出。

这些诗歌的创作者大多是普通的诗歌爱好者，也有很多人是第一次写诗。

一位重庆网友在诗作前写下了一段话：“温总理慈祥的面容、凝重的表情、疲惫的身影、坚定的指挥，使我深为感动。从来不写诗的我，也写下了一段自称为‘诗’的文字，献给在第一时间赶到灾区的温总理和仍在抗震一线的广大将士和灾区人民。”

“草根诗人”们激情喷涌，表达了对灾情的关注、对死难者的哀悼、对救援者的崇敬、对未来的期盼、对国家的信心。诗歌，成了表达感情的最好方式。

由此，地震诗歌的草根性表露无遗，但是这丝毫无伤于它的艺术性。因为随着诗歌爆发的还有满腔的热血，以及人性的理性回归。原本我们都习以为常的人与人之间冷漠的假象被突如其来的灾难击破，我们终于明白，原来我们内心是如此贴近和相互挂念，当诗歌书写的是我们内心的声音时，无论作者是谁，无论文字美不美，都会同样感人。

“草根诗人”们的作品，大多直抒胸臆，诗作中不乏大白话，但读者却并不介意，有人说：“诗都发乎情，只要情真，不工整些都无所谓。”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诗人赵丽宏也同意这个说法：“有些网友的诗作虽然语言很朴素，但感情却非常强烈、真挚，所以能激起读者的共鸣，而诗歌最能打动人的正是情感！”

面对这些感人的文字，《汶川诗抄》的另一名选编者、诗人苏历铭在选编诗歌的过程中面对不得不作出的取舍总是觉得很为难，在他眼中，这一时段出现的地震诗歌，即使是业余作者所写的，也都很感人，因为真情流露的文字最有力量。

《汶川诗抄》既汇集了国内知名诗人叶延滨、张学梦、徐敬亚、王小妮、高洪波、韩静霆等，也有战斗在一线的解放军官兵、公安干警、医护人员和志愿者等的激情创作。

苏历铭说，在大地震发生之后，他就一直在想，除了物质之外，还可以为灾区做些什么。他说在那一刻，他感受到了作为一个诗人的无力，思索良久，他认为：“我们现在给灾区的应该不只是担架，也不只是帐篷，还应该有心灵温暖。”

他把这种温暖的实现寄希望于诗歌身上。

无论作者是谁，无论对于这场灾难来说，他是在“前线”的亲历者还是一个在后方的“支援者”，所写下的文字都是真实的情感宣泄，这种宣泄比新闻报道更感性，比小说更直接更迅捷。虽然我们并不能说中国人写诗的才能一瞬间爆发了，但是这些诗歌的涌现证明了一点，只要投入真情实感，文学的宝石就会熠熠生辉。

诗抄：在悲怆的泪水中“决堤”

5月12日之前，没有人会想到天府之国会发生这样的惨剧，更没有人会想到5月12日之后，诗歌会在地震灾害中重新迸发活力，重新回到民众的视野中。

地震面前，诗歌的命运似乎有了转折。

中国不期又迎来了一个诗歌创作高峰。

在这些地震诗歌中，那些饱蘸着感情的文字，或像低语，或像高呼，似倾诉，又似聆听。

中国最著名的诗歌杂志《诗刊》的投稿邮箱爆满，互联网上的诗歌版块成为诗歌爱好者的大本营，大量诗歌在人群中通过即时通讯工具、手机甚至是口口相传而被人们所熟知。

在这样的创作热潮中，有冷静的观察者，将此次“汶川诗抄”与32年前的“天安门诗抄”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汶川诗抄”可以视为同“天安门诗抄”一样的文化事件或者说是文化现象。

1976年的“天安门诗抄”，民众通过诗歌表达自己对于“四人帮”的强烈不满，发出了对公平正义的强烈呐喊，那些抄写在纸上的诗文是一个民族以自己的悲痛冲决“禁区”的勇气和理想。

在那场前进与倒退、光明与黑暗的生死搏斗中，人民是胜利者。人民用自己的行动乃至鲜血，显示了自己的力量，那就是永远追随光明，永远不齿黑暗。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张贴的成千上万首诗词的作者绝大多数是普通工人、学生、农民、战士、干部……他们以不可遏止的激情，在自己诗词中表达了人民对周恩来总理深沉的爱和对“四人帮”的无比的恨。正因为有如此的感情，它们在亿万群众中就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诵者声泪俱下，听者热泪盈眶，读者奔走相告，抄者废寝忘食。“天安门诗抄”更多的是一个文化现象，即民众通过诗歌的形式宣泄自己的情感，表达自己的奋争。

时光流转，32年之后，面对汶川大地震灾害，看着被损毁的家园，看着在废墟中挣扎的同胞，看着救援人员奋不顾身的营救，看着全体民众对于灾区的援助，“诗人们”纷纷以自己的感情出发，捕捉诗意，表达心底的哀痛、信念、感动、沉思……等等复杂的情感。无论是怎样的情感，都直指人心，那就是对人的尊重，对生命的尊重。

对人的尊重，对生命的尊重，就是汶川诗抄的中心思想。

与天安门诗抄相比，汶川诗抄流传速度更快，范围更广，创作群体也更为庞大。学者张颐武将其原因归结为网络时代的到来，更深一层的含义即是时代的发展与进步造成了文化的繁荣，诗歌曾经的低潮并不意味着诗歌的没落与死亡，而只是在沉默中积蓄力量。直到有一天，在一个特定的时机，重新爆发。这延续诗歌血脉的，就是其中蕴含的对真善美的追求，对生命的尊重，对理想的追求，对信心的坚持，还有对于未来的无限向往。

与天安门诗抄相同的是，汶川诗抄同样是民众的感情宣泄，同样是在用诗的语言记录历史。如果说1976年是为了保卫（周恩来）与反抗（四人帮），那么2008年则是为了悲悯（受难者）与赞扬（救援者）。

诗人大卫认为这次的地震诗肯定会在诗歌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他说，诗人就像在虚拟的第一线，应该相信自己的诗歌也有抗震的力量。

在大卫看来，这次的诗歌，与天安门诗抄时代的诗相比，兼顾了艺术性与现实性，更耐读。“我想五百年后，人们会从诗中看中国地震。”大卫说。

张颐武认为，从天安门诗抄到汶川诗抄，可以做一个推论，每到重大事件发生，也许是社会事件，也许是灾难，民众对于诗歌的需求，包括作者的创作欲望都会空前高涨，因为在那一时刻，诗歌以它那凝练的语言、饱满的激情、铿锵的韵律、直白的倾诉显示出其他任何文学形式所无法比拟的亲近民众的优势，从而站到了记录时代变迁的高位。诗歌其实植根于民众当中，植根于创造历史的普罗大众中。对民众的深切关怀是使得诗歌能够生生不息的土壤和母体。诗歌的形式是小众的，但是诗歌的魅力却是大众的。

从天安门到汶川，时间改变，地点改变，甚至事件也全部改变，但是不变的一点，就是参与者的心。

云南诗人于坚说：“心是什么，这个中国文化独有的说法很难概念化。离开具体的现场，很难说什么是心。但我今天可以明确地告诉人们，中国四川汶山大地震是发生在人类身上的一切，完全可以证实心的存在。”

大地震之后，人性开始回归了，这个回归不同于以往生命个体的回归，而是作为社会整体的回归，是民族精神的回归。

杨锦说，古人说“国家不幸诗家幸”，灾难给诗人带来了创作灵感，但是如果要他做选择的话，他宁愿不要这样的灵感。

“大地震使我们重新尊重生命。痛心，就是痛惜生命，尊重生命。废墟下的待救者没有高低贵贱、富裕贫穷、性别、年龄的区别。对他们只有一个字，救。生命高于一切。对于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这样的认识来之不易。这才是最根本的救。当我们拯救受难者的时候，其实是在拯救我们自己。最终得救的，是心。”于坚说。

地震诗歌的涌现，代表了心的复苏和回归。

我们更希望看到诗歌的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本报记者  岳巍） 

读者：让我们来读《汶川诗抄》吧

汶川地震发生后，一首首饱含深情的诗歌，迅速在互联网上、在手机短信里、在赈灾募捐活动的现场流传。人们在用传统的方式表达自己的震惊，表达对生命逝去的痛惜，表达对父母、老师、救援者以及其他拯救生命的人的赞美。这些诗结成集子就是《汶川诗抄》。

读抗震诗，能沐浴爱的光辉

这些日子，在中华民族的语言中，只有一个最神圣、最崇高、最动人，具有无与伦比价值的词，这便是“爱”。爱是亲情，翻腾着华夏儿女的心房；爱是人性，呈现出生命美好的光芒。母亲们其言亦善是出于爱，孩子们其声亦柔是出于爱；党和国家领导人梦魂为萦、念兹在兹是出于爱，普罗大众高呼“汶川挺住，中国加油”是出于爱；子弟兵、志愿者不计个人得失，不顾个人安危， “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做百倍努力”是出于爱，全国人民自发捐款、献血，海外赤子为祖国加油，国际友人为中国加油，灾区人们互相帮助共渡难关，全都是出于爱……在这场重大的灾难面前，为了爱，人们愿意长歌当哭。

读抗震诗，能吸吮民族价值的馨香

震灾考验政府的决策和动员能力，考验民众的价值取向和参与能力，考验民族的文化价值与国家的软实力。在生死攸关之时，在同胞利益与共同的人性面前，中华民族固有的精神之光——责任、爱心、关怀、真诚、勇敢、正义，得到了空前的发扬。危难时的民族精神品质，缩短了各部门、各地区、各群体的距离，也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欣赏和支持。国旗已为苍生而降，救灾中展现的高贵民族精神却不能一闪而过。洋溢在抗震诗里的民族价值，是我们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支柱，我们有责任让已融入国家文化价值体系的民族精神品质，散发出永恒的馨香。

读抗震诗，能鼓舞于民魂的宝贵

鲁迅先生说：“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真有进步。”生灵涂炭，举国哀悼；一方有难，八方驰援。国人的集体哀伤、感动和奉献，除了为同胞之情，除了为生命之重，别无他图。大灾中的“民魂”是什么？概言之，就是“重大义轻钱财”的利义观，就是“以纾难为己任”的使命感，就是“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大无畏精神。“谁不属于自己的祖国，那么他就不属于人类。”国人爱的奉献，证明了自己无愧于祖国，当然也无愧于人类。抗震诗字里行间跳动着的民魂，理应得到呵护与珍惜，以成为我们未来前进的不竭动力。

诗歌在抗震救灾背景下的复苏，既然是人性的回归，人性的再现，那么，她就有着超拔与绵延的力量。——陆湘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