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半个多世纪的“反省笔记” 揭秘末代皇帝的心路历程
《我的前半生》(灰皮本)公开出版发行
时间:2010-12-24 12:36:44
——群众出版社召开《我的前半生》(灰皮本)新书首发式暨研讨会

12月17日,群众出版社在北京召开《我的前半生》(灰皮本)新书首发式暨研讨会。这个被称为“灰皮本”的《我的前半生》是爱新觉罗·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期间撰写的“反省笔记”。半个多世纪以来,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各种版本的《我的前半生》都是在这个“灰皮本”基础上编辑加工而成的。该书的公开出版还原了一个在特定历史背景下被改造的末代皇帝的心路历程。

《我的前半生》(灰皮本)新书首发式暨研讨会现场

我社总编辑张续进、副社长刘灿、副总编辑欧阳明、李国强等参加会议。会议由刘灿主持。《我的前半生》(灰皮本)的责任编辑孟向荣向大家介绍了该书成书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汪朝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副主编李洪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朱宗震、著名传记文学作家贾英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1964年版《我的前半生》责任编辑王兰升等应邀参加会议并发言。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人民公安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中国新闻周刊、三联生活周刊、中国新闻出版报、中国图书商报、中华读书报、作家文摘、新浪网等新闻单位的记者参加了会议。到会的专家、学者和媒体记者与社领导就《我的前半生》(灰皮本)的出版进行了热烈的研讨、交流,与会者一致认为,作为反映中国共产党教育改造战犯成就的原始文字载体,这本“原汁原味”的《我的前半生》(灰皮本)具有非常珍贵的历史存真价值。

(文字:刘黎 摄影:杨磊)

《我的前半生》(灰皮本)新书首发式暨研讨会发言摘要

编者按 12月17日,群众出版社在北京召开《我的前半生》(灰皮本)新书首发式暨研讨会。这个被称为“灰皮本”的《我的前半生》是爱新觉罗·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期间撰写的“反省笔记”。半个多世纪以来,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各种版本的《我的前半生》都是在这个“灰皮本”基础上编辑加工而成的。该书的公开出版还原了一个在特定历史背景下被改造的末代皇帝的心路历程。研讨会上,《我的前半生》(灰皮本)的责任编辑孟向荣介绍了该书成书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汪朝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副主编李洪岩、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学泰、著名传记文学作家贾英华等多位专家、学者均就“灰皮本”发表了各自的观点。大家一致认为,作为反映中国共产党教育改造战犯成就的原始文字载体,这本“原汁原味”的《我的前半生》(灰皮本)具有非常珍贵的历史存真价值。以下为研讨会上发言内容摘要(按发言顺序排列):

刘灿(公安部群众出版社副社长):

各位专家、记者,下午好!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末代皇帝溥仪撰写的《我的前半生》(灰皮本),由我们群众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了。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新书首发式暨研讨会。我代表我们出版社全体同仁向参加会议的专家和记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在这里,我给大家通报一下,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出版体制改革的精神,公安部党委决定群众出版社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和部下属的几个杂志进行资源整合,合并成立了一个新的出版单位,对内部序列叫中国人民公安出版社,但是群众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仍然是我们的出版名称和序列号。真诚希望各位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公安出版事业。

今天,我们大家看到的这个《我的前半生》(灰皮本)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爱新觉罗·溥仪在公安部所属的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时,管理所要求在押的伪满战犯都要写一份同题的“我的前半生”反省笔记。这样,溥仪在他的弟弟溥杰的帮助下,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他自己的“我的前半生”。1959年底,抚顺战犯管理所组织人员自刻蜡版,把几个比较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我的前半生”一并送交了公安部领导,由公安部挑选后送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参阅。1960年初,群众出版社根据上级的指示,将溥仪《我的前半生》油印本改成灰皮本,内部印发给政法机关17级以上干部来阅读,这就是今天我们出版的这个本子。

在以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这本书没有公开出版,后来按照领导的指示,群众出版社组织李文达、王兰升等部分同志“另起炉灶”,在这个灰皮本的基础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精力,用了几年的时间来进行编写、加工,形成了社会上广为阅读的《我的前半生》定本。

《我的前半生》(灰皮本)责任编辑之一孟向荣发言

孟向荣(《我的前半生》(灰皮本)责任编辑之一):

我是这本书的责编之一,向各位简要地介绍一下这本书的编辑出版过程。早在2004年,群众出版社酝酿出版《我的前半生》(全本)时,就曾想过“灰皮本”的公开出版。六年之后,启动了“灰皮本”的编辑工作。拿到这本书稿后,我先进行了通读,觉得它文字比较老气,更接近民国时期的语言特点,古话成语特别考究,这也正是溥仪本人的语言风格的体现。此外,还发现书中存在若干语言文字差错,对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表述也有不准确之处。现在要公开出版这部书,如何进行编辑加工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出版社领导经过集体讨论决定,要保持书稿原貌,除个别错别字按现代汉语规范和出版要求作订正外,不作任何改动。保留溥仪独特的语境,给读者展现一部原汁原味的《我的前半生》,以还原被改造的末代皇帝的心路历程的初始阶段。按照这样的要求,我们开始了编辑工作。

作为《我的前半生》全本和灰皮本的责任编辑,我认为现在出版的灰皮本确实是原汁原味的出自溥仪之手的《我的前半生》。灰皮本和1964年版的《我的前半生》、2007年版的《我的前半生》(全本)共同构成了研究溥仪的基本文献。我们认为不必此褒彼贬或此贬彼褒,可以把灰皮本当作一块独特的历史沉积化石。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学泰发言

王学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三个本子我主要说一下这个灰皮本。这是最早出的一个本,我是在《文史资料》上看到的。群众版这三个版本,有两个本子是李文达写的。其中2007年版是李文达最初写的全本,1964年版是李文达在全本基础上的删节本,删了十六万字。所以说,三个本子都出齐了,对于文化界,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对于文学研究,对于历史研究都是一件挺好的事情。这个灰皮本的意义在于:

第一,它是原汁原味的,它本身就是溥仪先生在世的时候,他在战犯管理所的时候自己撰写的。当然,主要是他口述,他的弟弟代替他写的,其中也有一部分是他写的。所以说,除了它有版本价值以外,还有很重要的是它反映了当时他作为犯人的心态。犯人有什么心态呢?当然,不同的犯人,不同的立场,有不同的心态。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态,就是都渴望出去,都渴望受到关押部门的理解。这个灰皮本反映的犯人的心态还是非常强烈的。我觉得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胡适的例子。如胡适见溥仪,胡适见他在历史上,包括电视剧,作了很多歪曲。我看过,他给胡适写过一封信,他说满清作为一个王朝来说是反动的,它对外不能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对人民的压迫很大,而且在他们取得江山的时候,也使很多的汉族人献出了生命,而且是等到慈嬉太后时候,搞得尤其糟糕。另外,他说我们退位之后,每年还能拿民国好几十万两银子,想起来他觉得是惭愧的。

第二,溥仪作为一个年轻人,他觉得他应该摆脱皇宫。但是他要离开,那些跟着他吃饭的人就会找他。那封写给胡适的信,我觉得反映了他作为一个年轻人,对腐朽宫廷生活的厌倦,渴望一个新天地的那种心态也表达得非常清楚。这一点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登在九十年代曾出的一本书叫《多梦楼随笔》上。后来,在故宫发现了很多文献,在这些文献中发现了其中还有溥仪写的新诗。我曾经请教过几位对胡适研究比较深入的人,他们说这诗不是胡适也不是当时新诗人写的。当时我就很怀疑就是溥仪本人写的。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他在年轻时与胡适的关系。可在这完全把他与胡适的关系写成了另外一种关系。还有跟庄士敦的关系。庄士敦当时在北京的时候,他跟胡适和一些文学研究会的人经常组织一些座谈、会餐什么的,讨论一些社会问题、时事问题。他也是思想很开放的人,不是像溥仪书上写的那样是帝国主义者。那时只要一写到外国人,他必然会这样说,这反映了时代的局限,也反映了当时他作为一个犯人,采用一些社会上比较接受的结论,这样能讨好社会,能讨好当局。所以,我觉得我们从这个本子里还能看出来。当年李文达的本子和这个《我的前半生》(灰皮本)的本子的观点基本就遗留下来了,直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陈道明演的那电视剧还是这种倾向。实际上这种倾向在从我国近现代史上是不符合历史情况的。我们是能从这个本子上看到犯人心态的。已经出了两个版本了,为什么还要出这灰皮本呢?我觉得这个书不是一般的书,它是一种畅销书,我看它发行到180多万册这么一个数,作为它的读者起码有千万以上,作为有一千万读者的一本书,一般人要求知道它不同版本的真相。所以,从这一方面说,印这个灰皮本是必要的。

再有一个,我们可以比较这三个本子,有的本子它为什么要删掉一些东西,特别是全本和这个本子之间它为什么写出来后要删掉。当然它有的是政治问题,有的不是政治问题,有的是溥仪本人要求的,有的现在看来都很荒唐的。当时的禁忌非常多。所以,我们从这三本书的出版中可以看到社会习俗的变化、文化习俗的变化、社会心态的变化,当然也看到了政治观念的变化。我们过去不能谈的现在都能谈了,我们通过比较就能看出来,历史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灰皮本出版的事实,就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与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朱宗震发言

朱宗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这个灰皮本应该是溥仪的原稿。因为溥仪写作能力较差,所方令其弟溥杰帮助他写,还叫许多伪满大臣将官为他提供材料等等。因为这本书里讲了大量的意识形态的东西,这个不是溥仪本真的东西,好像是他被迫接受的,它的主导思想是他要活命,这个很好理解。溥仪从小接受的是帝王教育、封建等级教育,这些东西潜意识很难改的。

我们看他的这个本子说的是一个改造犯,他为了活命,为了自由,到社会上去生活,所以被迫接受,这也是合理的,因为我们要强迫改造他。我们看到的这个灰皮本,看到了他在改造这个上面,他是承认的,他承认了他在思想和行动上是罪恶的,他投靠日本,分裂祖国,致使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更是罪大恶极。这些认识对他来说还是真诚的,我们的改造也是成功的。

第二,改造溥仪从一个锦衣玉食、缺乏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的“怪人”,成为一个生活能够自理,能够劳动的平常人,这也是一个成功的改造。我们不可能把他改造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我们看这个灰皮本书,有些马克思主义教条,这不是溥仪本真的东西。所以,这本书跟李文达改写的书水平上有很大差异。李文达写的《我的前半生》在文学修养上、文字上、人的身份的混合上要好得多,那真是一个大手笔。

所以,溥仪本人的回忆,因为有意识形态掺杂在里面,对时代的批判对封建的批判,其实好多时候不完全是这样。我们都是过来人,曾经被迫接受思想改造。我们不可能把人从一种意识形态的权威崇拜中转化为另一种意识形态的权威崇拜,这不是现代社会引指的方向。我们也不可能从一种教条主义转化为另一种教条主义。因为溥仪是一个战犯,所以必须在政治意识上要强迫接受,这是合情合理的。我们是自由人,我们是公民,所以,这个是不能等量齐观的。

这个灰皮本的好处是暴露了溥仪的内心思想,主要还是为了自己生存的想法。认罪是被逼迫的,他满脑子的帝王思想要被完全改造掉是不可能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汪朝光发言

汪朝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

《我的前半生》我看过不止一遍。我在农村时就听说过这本书,但是没有机会看到。1977年恢复高考,考进南京大学历史系。1978年我记得很清楚,我去南京大学报到,就先到图书馆里去借,但已被别人借走了,可见这本书有很多人在关注。后来我看到的书已是被别人翻破的了。再后来,我不仅看过,还自己买过,因为出于历史研究的目的和个人的兴趣爱好。

今天又看到一个新的版本,而且也总算搞清楚了几个版本之间的源流。其实就我们做历史研究的来说,对这个历史史料有一种天然的敏感。因为历史研究的基础当然是史料或者资料,所以,看到这本书,认为它是更接近于一个原来的版本,当然是很兴奋,就觉得对我们研究历史可能有更多的作用。所以,这个历史的真实就有可能由此而出发。这个版本的表述,包括文字,如果跟后来李文达先生整理的那个,或者说李先生写作的那个版本比,自然不及那个版本流畅。但是李先生的版本过于流畅之后,可能就是一个他人的作品,是李先生眼中的溥仪了,未必完全是溥仪回忆中的溥仪。所以,这个版本尽管有溥杰的代笔,可能也有别人的参与,但至少它可能更接近于原始,有有用的一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版本对于探讨溥仪这个人,探讨当年那段历史,探讨这本书形成的过程,是很有意义的。

这本书形成的过程,本身就反映了中国历史的一个变化。那么,《我的前半生》的不同版本在历史学上有它特殊的意义。所以,这个版本本身是很有价值的。第二,这个版本的出版,说明了中国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一种变化。刚才诸位老师说到,这里面溥仪有很多对自我的批判和认识,我倒不认为他完全是一种被迫的。因为我们今天都说历史是后鉴之明,其实或多或少我们也在用我们的认识去代替前人的认识。举个例子说,刚才说到的那个庄士敦,溥仪在书里说庄士敦是一个帝国主义者,但是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在当时的情况下,溥仪又会说庄士敦是个什么人,我觉得他一定说他是一个帝国主义者,这完全是一个被迫的举动吗?在我看来,未必如此,这就是那个时代人的认识。我们现在当然不认为庄士敦是一个帝国主义者,但当时人们可能真的这么认为,而且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认为。这恰恰可以体现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变化。为什么说这个时代变化本身很有意思呢?我觉得我们今天也仍然如此,就是说任何一本回忆录,它都是有时代特点的,都是有它的个性特点的,有意识无意识之中,这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时代的问题,甚至说是一个人性的问题,我们不可苛求。一本回忆录反映的是回忆录作者自己的想法,而不是编辑的想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还是尊重溥仪当年的认识。这个认识在今天看来固然有千般不对,万般不对,但一个回忆录不是以“对”和“不对”来判断的,而是这个认识是不是他当时的认识,这是我个人的想法。我们不能用后人的认识代替前人的认识时,可能我们也在有意识无意识之间,用我们的认识代替前人的认识。

溥仪在这个版本中,他批判日本、批判自己的犯罪,我相信当时还是他自己真实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无论他判刑与否,无论他活命与否,无论他自己怎么样,我看还是真实的,不完全是一个强迫的结果,这是我对这本书的一个认识。

这本书我也想提提它的不足之处。也许,以后它还会再版。我认为它不该去掉原来的索引。现在写书,索引非常重要,确实便于我们学者利用,当然,我可能是从一种学界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这本书如果再版,如果有索引,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第二,像那个定本里有很多照片也被删掉了。我觉得照片非常有价值。有些时候,一张照片胜过万语千言,如果我们有以前溥仪的照片,我们不妨把它编成一个照片集。比如说,有一张照片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伪政权和日本的关系,其实很复杂,现在有许多的学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无论它有多复杂,本质上这个伪政权依附于日本这个情况是很难改变的,日本毕竟处在一个强势地位。还有一个建议,我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就是这本书的前言里说到溥仪有很多手稿,有很多改写,我就很冒昧地建议,能不能把这个手稿给出版了,那样才是溥仪真正的原作。如果能把我们现在存档的溥仪的原稿,他的修改稿到灰皮本再到李文达先生的修改稿等等,如果真可以汇编出版,真的可以嘉惠于学界,以现在的市场也未必没有销路。这样不同的版本,我们就能看到历史的源流,就会知道为什么会有所改变。如果在灰皮本的系列上,我们再继续向前推进,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溥仪可以发展成一个出版系列,有回忆录,有原始的资料,有照片,这样不仅有利于学界,也有利于读者,也有利于社会大众,我们就会看到中国当时社会是怎样从一个阶段走到现在这样一个阶段的。

著名传记文学作家贾英华发言

贾英华(著名传记文学作家):

群众出版社出版了溥仪的《我的前半生》,我作为《末代皇帝后半生》的作者,群众出版社也出了我的这本书。没有群众出版社的支持,没有公安部领导的支持,在动乱年代中,这本书是出不来的。几十年来,“前半生”和“后半生”都畅销不衰,我想不是作者的功劳。外国人这么评价,说溥仪是特有的传奇经历。外国人的评价非常简练,溥仪是奇人,一生三次称帝,几次入狱,最后从皇帝成了公民,死于“文革”,经历坎坷,大起大落,人是奇人,书是奇书,事是奇事,“三奇”,这是国外对溥仪和他的前半生的评价。

今天,在这个会上,我想说三句话。第一句话,我们看到这个版本书的时候,不要忘记了1964年李文达写的版本的《我的前半生》,那是我的好朋友。再一个不要忘了王兰升,王兰升不但是《前半生》的责编,也是《后半生》的责编,在此我表示感谢。

第二句话是这本灰皮书的出版是很有意义的。这个版本我很熟悉,《我的前半生》的版本我收集了很多种。这版本由溥杰执笔,溥仪没有改动。明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再过一百年,再回过头来看这本书的出版将具有它重要的历史意义。为什么?辛亥革命一百年,有两件事情必然留在历史的墓碑上,一个是帝制没有了,二是民国的建立。这本书至少反映的这两点都有了。这本书说明了一定的历史的角度。可以分析出、折射出多重人的各种心态。灰皮本的出版为以后逐渐接近于史实奠定了基础,群众出版社做了一件好事。

第三句话,溥仪作为一位皇帝,后来成为公民,他以特殊的一种角度折射出百年的历史。尽管他只活到61岁,但在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时期——晚清,是几千年都比不了的。灰皮本出版的意义可能有很多,版本也有好多,这本是基础。

我就灰皮本谈一点自己的认识:第一,原汁原味。反映了溥杰的水平也反映了溥仪的心态,对于宫内和王府规矩是比较真实的。第二,对于反派人物,虽然往“左”了一点儿,但基本上也是比较真实的。第三,版本价值,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这几个版本往这儿一放,自然就看到了溥仪心态的变化。版本价值,对于了解我们共产党人对他们心态的轨迹,发展变化,以及他们内心的变化具有重要的文史价值。这个价值是不可替代的。所以,这个版本的价值也是不可替代的。第一是溥仪身处大狱,好多资料来源都是几个人来回商量,不太准确。第二是避讳。一有关自己的事就回避,有避讳就回避了历史的真相。第三,伪满基本写的是不实的。这本书的出版有助于了解真实的历史。这几年我采访了许多皇族,但现在活着的就剩几个了。

最后一个建议,我听说载沣日记不是在近史所就是在群众出版社。我想如果出版这个,更有助于了解清末皇帝是怎样勋位的以及百年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变化。出这本书,不见得发行的册数多是好书,我希望它作为一个珍贵版本收藏于世界各大图书馆,给人们一个特殊的警示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副主编李洪岩发言

李洪岩(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副主编):

首先,向群众出版社表示衷心的祝贺,又出版了一本好书。这本书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品牌,它不仅是一个名牌而且是一个品牌。从它的思想感情、内容以及它的撰写特点,都在我们中国乃至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有着非常重要的独特性。

《我的前半生》(全本)出版的时候,群众出版社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让我系统地全面地读一下《我的前半生》(全本),我仔细一读,才发现引人入胜。一个直观的感觉就是,这个书的文笔非常流畅,非常优美,思想感情非常真实。我写了一篇书评,我就简简单单写了个书评,结果没想到这一写不要紧,后果很严重。在网上有批评的,有反对的,也有赞同的。我写的那个评论也可能有不当的地方,但确实都是我自己真实的想法,确实都是真实的感受。后来,我就发现在溥仪这个问题上要格外地小心,因为研究溥仪的这些人分了很多的帮派。我感觉只要我们本着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本着对科学负责的态度,去除功利之心,我认为有学派不要有帮派。我们过去认为,“学术不可无宗主,不可有门户”,我是这样看的,有学派是好事,有帮派,应当向学派上来过渡。所以,今天在这个地方我要表明我的态度,我们是真真正正地无帮无派。我们有些意见不一定对,但一定是本着科学的、实事求是的一种态度来研究这个问题。

前段,群众出版社的同志把这个灰皮本的校样给我看了一看,我翻了翻,感觉溥仪这本书的读者可能有两种,一种就是学者,学者在这里面他是研究版本,研究历史细微的细节的,从这里面窥测出与他本人近代史研究专业当中相关的一系列问题等等,这是一个视角。另一种就是我觉得这一本书更大的写作的出发点和目的,还不仅仅是为了读者,可能更大的是为了广大普通的一般老百姓,包括世界上的普通读者。就我的阅读层次来讲,我觉得这本书,它的思想感情是一致的,不管是灰皮本还是全本或者其他本。它在某些叙述的方法叙述的细节上有出入,但整个思想感情是真实的。所以在这个定位上首先要肯定,溥仪在这本书中表达了一个真实的思想感情。

第二,就是通过这么一个特殊人物的表达,浓缩了一部中国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历史。像溥仪,他经历了封建王朝、北洋军阀,又经历了抗战,又经历了伪满州国,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他可以说是经历了几个朝代的人,最终他的思想感情归结到社会主义这么一个路上来,我认为他的思想感情是真实的。是不是在这样一个轨迹当中,也说明了某些历史的内在规律性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反映了一种历史的内在规律性。当人们意识到这种规律性以后,他不是一种失去,而是一种得到,得到的是一种巨大的解脱。所以,你看到溥仪后来什么都没有了,从物质上讲,皇位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但是我觉得他得到的更多,他得到的是内在思想上的自由,用佛家的说法就是大解脱、大自由、大超越,这个也是这本书给我的非常深的一种感觉。

第三,这本书再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说溥仪作为一个政治符号,可能有一种破除迷信的作用。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有一个伪满州国的大臣,解放以后跟溥仪关在一个监狱里,就跟溥仪讲,以前我给你下跪才能得到皇上的接见,神秘得不得了,现在在一个监狱里,看看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老东西,还不如我呢,我这前半生不是白活了吗?这样也是一个政治符号的幻灭,这种幻灭的本身对人的思想来讲,不意味着一种断裂,可能意味着一种更生,一种再生,就像郭沫若讲的“凤凰涅槃”一样。

我觉得这是灰皮本《我的前半生》一书的三个突出的特点。它形象内在地喻示了某种历史规律性发展的东西,喻示了走向社会主义是一种必然,揭示了这么一个历史规律,一种真实的思想感情,一种政治符号的断裂和更生,这是给我的一个比较突出的感觉。

最后,我给群众出版社一点建议。据我所知公安部有许多好东西,过去我有个同事研究中国托派史,他通过关系,在公安部找到了大量的托派材料资料。他写的这本《中国托派史》,可能是解放后第一本中国学者自己写的《中国托派史》。托派自己有它自己的托派史,但是它不是从学者的角度写的。所以,建议群众出版社把公安部保留的很多很多带有档案性质的东西,这些宝贝,这些压箱子底的东西,在公安部淘一淘,弄一弄。类似于像托派这类的东西。比如说,像汪精卫的老婆,她的很多东西就在公安部,我觉得经过这么长时间,有些东西应该是可以解密了。外交部有些档案都可以公开查了,不涉及国家机密的,可以达到解密年限的东西,是不是可以整理出版一下。我觉得群众出版社如果立足于此,可能会大有作为。我其实是有点儿担心,再过多少年,有些东西流放到社会上去,有些就丢了,就没了。有些老人都已经去世了,即使这个老人不去世,口述的东西它毕竟不如白纸黑字。这些文献,如果在公安部的某个地方“睡觉”,再过上多少年,如果丢了,没了,我觉得非常可惜。拿出来以后,我认为有一些它可以作内部发行,有一些可以供国家有关部门、学者参考。

1964年版《我的前半生》责任编辑王兰升发言

王兰升(1964年版《我的前半生》责任编辑):

爱新觉罗·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一共有三个本子,灰皮本是最初的本子,是未经任何改动的原始本。1964年版本是在灰皮本的基础上,另起炉灶,重新结构,经公安部、中宣部、中央统战部严格审查而出的正式出版物。而2007年版全本则是1964年版本没出版前未经删节过的本子。

在2006年全本出版前,出版社召开的座谈会上,我曾建议,最好还要出灰皮本。理由是灰皮本是《我的前半生》的原始本,可以让读者看到《我的前半生》最初的样子,还可以和市面上的通行本两相比较,看到其中的变化,比之出全本更有意义。

灰皮本,源于20世纪50年代,抚顺战犯管理所送给公安部十三局(即预审局)的油印本,而油印本则来自于50年代抚顺战犯管理所在所关押的百名战犯(其中有日本战犯、伪满战犯、国民党战犯),经过几年的劳动改造,在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人人都写了长篇“认罪书”。在其影响下,一些伪满战犯也陆续拿起笔,写起了“我的前半生罪行自述”。溥仪作为伪满头号战犯,也坐不住了,也想认罪悔罪,但他前半生对人民犯下的罪行太多,千头万绪,一时不知如何着手,怎样才能有条理、有系统地把它写出来。当时,战犯管理所所长是孙明斋。孙明斋得知这个情况后,当即指定由他的二弟,当时同在战犯管理所关押改造的溥杰来帮助他。也正是在溥杰的帮助下,由其口述,溥杰执笔帮其梳理,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得以完成。完成后,所方认为这是一份写得最好,最系统、最完整,字数也最多(40多万字)的自述,于是便组织几名伪满战犯用蜡纸刻写油印了几十册,分报给上级主管部门和公安部。

当时公安部分管全国预审工作的是十三局,即预审局,局长是苏宇涵、副局长是姚伦。姚伦看到这个油印本后,觉得溥仪作为伪满头号战犯身份特殊,经历特殊,三岁登基当过皇帝,退位被逐出后跑到天津当过“万公”,而后又在日本人的策动下,潜往东北,沦为日本的傀儡,充当伪满执政和“皇帝”,能够写出这么长、这么系统,还这么完整的“罪行自述”,很不一般,于是就把这个油印本交给了群众出版社。当时在群众出版社担任总编辑的是姚艮,姚伦和姚艮又是堂兄弟,姚艮当即拍板,并写了出版说明,作为内部资料送印刷厂,用四号字印了400本。

灰皮本印装成册后,经检查发现封面将“爱新觉罗·溥仪”的“溥”字,印成了“傅作仪”的“傅”字,当即派了几个人到新华厂,一本本用修脚刀将“傅”的立人旁刮掉,然后又一本本把“溥”字旁的三点水盖上去。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尽管这个灰皮本不像是书,而是一本对罪行的自我检查,是一本忏悔录,但还是引起了公安部、中央统战部和中央领导的重视、批示,他们一致认为,溥仪作为战犯当中一个改造好的典型,值得好好宣传一下。怎么宣传?这就是要把这个灰皮本改好。由于灰皮本是群众出版社出的,这个任务自然也就落到了群众出版社头上。出版社经过研究,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李文达。

可以说,没有这个灰皮本,便没有以后大家看到的所有的《我的前半生》。

我觉得要研究溥仪,研究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就应该先读读这个灰皮本,研究研究这个灰皮本,因为它是《我的前半生》的前身,是《我的前半生》的原始面貌,看到它是怎样由一本“自我检查”或者叫“忏悔录”,变成一本文学传记的,享誉世界的传世之作的。通过对这三个本子的对比,还可以看到《我的前半生》能够成为传世之作,并非溥仪一人之力,除了溥仪个人之外,前有溥杰,后有李文达,特别是李文达。这是历史事实,是任何人不能抹杀的。尽管上世纪90年代,李淑贤挑起了《我的前半生》的作者之争,法院终审判决“溥仪是唯一作者”,但那个判决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不公正的。我想,如果溥仪泉下有知,他也不会承认的。因为在1964年春,也就是在《我的前半生》最后定稿之后,他曾亲手挥笔写了一个条幅送给李文达,以表感谢,这个条幅的文字就是:“四年精勤如一日,挥毫助我书完成。为党事业为人民,赎罪立功爱新生”。所以说这个判决应当推倒重来。

爱新觉罗·溥任代理人梨园发言

梨园:

这次出版的灰皮本的《我的前半生》意义重大。爱新觉罗·溥任先生年事已高,不便前来,我回去向溥任先生如实反映。首先,祝贺《我的前半生》(灰皮本)正式出版。

我想就图片集的问题说几句。我建议群众出版社能出一本溥仪画传。因为我到伪满皇宫参观时,我看到把婉容的父亲写成摄政王载沣,这是非常笑话的一件事,还有就是把婉容的哥哥和弟弟写成了退了位的载沣和溥杰,这就是长春市伪满皇宫图片展上出现的问题。我手里有上百张溥仪家族的照片,有些照片很值得研究,很多没有面世,包括书和网上都没有的原版照片。我去看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图片都不清楚,没有一张是原版照片,我觉得这个很悲哀。我建议群众出版社今后能否出版一本溥仪画传,我也愿意把我这儿保存的照片无偿地奉献出来。我也建议群众出版社在公安部的领导下,能做一个“从皇帝到公民”这样一个展览,通过图片来反映溥仪一生,对改造成果向后人和世人展示。不要让某种人利用溥仪家族的一些照片和资料去谋取个人私利。这是我一个建议,也是在会上表一个态,如果需要我,我会把这些照片献给群众出版社。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发言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

我爱玩古董,我认为灰皮本是个源头货。灰皮本的价值一定是真实的,但是在那个历史条件下,它是有很大贡献的。研究《红楼梦》有多少个版本,再过一百年,《我的前半生》绝不低于《红楼梦》。所以,今天我们开这个会是很有必要的,再过一百年,后人也可能会争论这个版本那个版本,所以允许它有不同的版本。

欧阳明(公安部群众出版社副总编辑):

我回答一下刚才这位记者提的,出版社是怎样对这本书做市场定位的问题。《我的前半生》从1964年到现在销量已达190万,读者应该过千万了。《我的前半生》(灰皮本)应该说更接近于当时的真实,更能反映溥仪当时的心理想法。感兴趣的人应该很多,可能就是想知道溥仪先生当时到底怎么想的。但就像专家所说由于当时的历史时期对他形成的,不管是压力也好,是他的群众欲望也好,可能还有一些不真实,不过,这个灰皮本比之前的两个版本更接近于历史的。所以,即使有一千万人读过,两千万人读过,会有相当一部分人需要了解史实,了解更接近于真实的东西。所以,我们觉得一个是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一个是《我的前半生》出了几十年以后,拿出来给对它感兴趣的人。但它绝对不是一本像现在所说的畅销书,但它肯定是一本有意义的书。

(以上发言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定)

(文字:刘黎 王海滨 照片:杨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