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看《啄木鸟》杂志，也很喜欢其中刊登的文章。公安职业是一个文学性的行业。在众多法制题材的文学作品中，警察可谓是其中最大的人物形象。在当前更多的影视剧中，警察的出镜率为什么那么高？可见，公安文学的发展还大有潜力，发展还不够。另外一方面，公安这一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公安文学创作也能有大的发展。在高扬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主旋律的今天，公安作为执法者，和当前和谐社会建设紧密相联，与维护人民利益息息相关。文学作品中只要一涉及法，就必然牵涉到民警形象和公安生活，进而反映整个社会的风貌。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公安文学的发展程度标志着社会文明的程度。

当前，麦家的解密系列影视剧十分红火，几乎家喻户晓，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想，这跟大量涉案剧禁止在中央台黄金时段播出有关。麦家的《暗算》等剧与涉案剧的路子很相似，都有侦破推理的影子，涉案剧被禁了，麦家的作品自然火了。同时，我们还要看到这既可能是公安文学创作的低谷，但也有可能是公安文学创作的春天。为什么这样说呢？俗话说，东边不亮西边亮。影视媒体“瘦身”了，平面媒体发展的空间就大了，两者就像一根弹簧一样。莫怀戚、蔡俊的小说畅销走红，就是最好的明证。因此，《啄木鸟》可凭借此一先天优势，抓住时机，加快发展。

爱与死是文学的两大主题，情爱和悬疑是迄今为止受众面最大的两类文学题材。公安题材的作品大多涉及死亡，悬疑又是案件侦破必不可少的环节。死亡是恐怖的，悬疑推理又极富悬念与戏剧性，因此，在公安法制文学的创作中，故事情节的发展与人物形象的塑造很容易抓住人的心理，影响人的情绪。而且，这种冲突越极致，越触目惊心。故而，公安侦破题材的文学创作很容易在大众中获得广泛影响，引起轰动。

然而，正如陆天明老师所说，行业文学又有自身弱点，公安文学也不例外。如果说，公安文学的主题和题材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那么，公安刑侦工作以案件为核心实施侦破，公安文学自身的缺陷也就暴露出来了，这种创作很容易变成“只见案件不见人”的写作，最终案件是交代清楚了，人物形象却很单薄，立不起来。这也是公安文学创作车载斗量，可是在文学大奖的评选中却往往不尽人意的原因。

其次，在公安文学的创作中，很多写手还存在情节的精彩性和真实性把握不到位、结合不够好的问题。人物、情节、环境是小说的三要素，三者缺一不可。同时，又要结合得好，就更不容易了。公安文学作品，追求情节的精彩是应该的，这与其自身案件的复杂性、戏剧性有关，上面已经说过了。因此，当作者在写作中，极力突出情节的精彩，过头了就会影响事件的真实。真实是文学的本质。虽然说艺术要高于生活，但并不是脱离生活。问渠哪得清如许，惟有源头活水来。文学创作也不能脱离生活的真实。涉案题材的创作脱离真实，一味追求情节的悬念和跌宕，是舍本逐末的做法。

再次，公安文学几十年来的发展也与自身体制有关。在国外，推理探案的文学作品往往是以侦探为中心，一个人的侦破办案，既便有个副手，也不过是主要人物的陪衬，是用来烘托或反衬主要人物的。福尔摩斯和华生如此，日本侦探剧《名侦探柯南》亦如此。中国则不同，公安民警集体破案的体制决定了公安文学的创作具有中国特色。如何写出集体破案的色彩来，又不影响人物形象的塑造，这是一个难题。另外，公安文学的创作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息息相关，其思想性和历史感更不容忽视，创作出反映我们这个时代脉搏，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结合的作品也是公安文学创作的使命和前途。

最后，我想谈谈前不久刚落幕的鲁迅文学奖的评选。其中，有一个中篇小说得到了评委们的一致好评，那就是田耳的《一个人的张灯结彩》。作者虽然只是湘西边镇的一个普通作家，但是作品中却把公安民警的形象塑造得淋漓尽致，很接近生活真实。这个例子证明，探索公安文学创作的新途径、新方式还是指日可待、大有可为的。借此机会，也对公安文学创作的重镇、公安文学作家的摇篮——《啄木鸟》杂志刊行200期表示祝贺。希望《啄木鸟》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