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刚是我心仪的公安作家。
他是一位优秀的人民警察,从警37年,自警员干起,而后在刑侦科长、处长的岗位上苦干了20年,直至去年成为公安战线的一名厅局级领导干部。作为一名威震铁路线上的刑侦虎将,他出生入死,勇斗凶犯,持枪指挥并和战友们一起侦破了许多大要案件,先后16次荣立战功,胸前挂满了熠熠生辉的勋章。
他又是一位著名作家,持笔写下五部电影、数十部电视剧作、四部长篇小说以及散文、报告文学等达数百万字的著作,获得过最佳编剧奖、全国和河南省“五个一工程奖”、电视剧“飞天奖”等奖项,显示其笔耕已结出累累硕果。在他身上,“公安”与“作家”已契合无间,融为一体。
王仲刚枪、笔并用,文武兼备,被誉为“王仲刚现象”。
我同仲刚相知相识已有10年。在我看来,仲刚创作的成功经验,主要有两点:
首先,是善待生活。
这有两层意思:第一,要扎根生活。生活孕育作家,离开生活的作家就像脱离土壤的无根花树,必败无疑。仲刚的创作同其警察职业生涯密不可分。在他看来,“工作和生活既是一对矛盾,又似一对孪生姐妹。没有这几十年的刀光剑影,就没有我作为一个警营作家的创作源泉,警察生活是我创作的沃土。”仲刚非常敬业,又有才干和实绩,还经受住了组织的长期考察,因而近几年职务得以晋升:以郑州铁路公安局刑侦处处长之职、到南国转任广州铁路公安局长沙铁路公安处政委、继而调回郑州铁路公安局任督察长、副局长,再到大西北当青藏铁路公安局政委,他走南闯北,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职级的提升、角色的转变和转战多地的经历,既丰富了他的生活阅历,又扩大了他的审美视野,使其能够从更高层次和更深广程度上了解人和熟悉人,从而大有益于他的文学创作。“我这几十年当刑警,破不完的案子、熬不完的夜,非常辛苦,用来创作的时间很有限。警察这个职业,要求我让这个世界少一点罪恶,多一点安宁;文学让我的灵魂受到洗礼,要求我用作品去鞭挞假丑恶,弘扬真善美。对我来说,这二者缺一不可。”这是他的肺腑之言。
第二,生活给了作家创作题材和激情灵感,但是,有生活不等于就能写出好作品。所以,有值得写的生活,还要进而提炼生活,使文学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仲刚说他作品里的人物没有原型,要说“有”,那就是“我”和我身边的战友。意即他的作品不是拘泥于生活真实,所写人物渗透了他对生活的体验与感悟,是从他的生活经验中融会贯通而后糅合塑造出来的。仲刚以其作品为例,说明生活与创作的辩证关系:“《喋血大动脉》这部电视剧写了14个故事……但它不是我曾经破过的哪一个案件的翻版。我认为文学重在创作,而不是记录。”我以为这话讲得很到位。说实在的,警察几乎天天触碰案子,要写破案故事几乎俯拾即是、唾手可得,可有些作者恰恰是迷失于中,以案写案,落入俗套,作茧自缚,跳不出来,作品难被看好,久而久之,自己的写作也失去了信心和动力。
其次,是胸怀大目标。仲刚已有为数可观的作品问世并多次获奖。但他仍说“自己不算成功”,“没有一部作品让我很满意”。仲刚能清醒地审视自我,既表明他为人务实、低调、谦逊,又说明他对自己的创作有高标准,严要求。这一点也很难得。我们有的公安作家以自己写作量大而自炫,听不进一句逆耳之言,而写作却是原地踏步,陷入低水平自我重复的怪圈而不能自拔。文艺史已证明,只有那些永不满足、探索不已的作家艺术家,才有希望攀登上世界文学艺术的“珠峰”。
仲刚的文学创作受到文学界尤其是公安文坛的重视。1997年仲夏,经公安部批准成立、诞生不久的公安文化研究所在中国人民警官大学举办了“王仲刚影视作品研讨会”,与会的公安部宣传局领导同志和导演、专家、学者对他的创作给予了热情肯定和颇高评价。2005年深秋,《人民公安报》格外辟出专版评介他的神勇警察生涯及其电影名作,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两次活动我都有幸参与了。关于他的创作,我也曾写过一些评说文字。仲刚正当盛年,事业和创作的路还长,以其为人为文和已达到的水平,我们有理由对他充满更高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