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事关文学与经典，抑或事关阅读与畅销，侦探小说（Detective Story）不是一个可以绕得过去的类别，若论及侦探小说与传世神话，阿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和他创生的神探福尔摩斯（Holmes）亦非可以绕得过去的话题。

英国作为曾经的文学艺术重镇，创造了世界侦探小说史上的首度辉煌，而柯南·道尔及神探福尔摩斯则是历久弥新的神话，在不同的时代坐享侦探小说迷们热烈的追捧、由衷的尊奉；福尔摩斯不离左右的烟斗也成了破案神器的象征，让世人顶礼膜拜。

正如每一项最高纪录的终极意义都在于后人的刷新，柯南·道尔及神探福尔摩斯这一神话的最终价值，也在于后来者的续写更新，在于再创更璀璨的辉煌。

作为侦探小说史上古典派黄金时代的巅峰之一，柯南?道尔及神探福尔摩斯成为了“解谜小说”（Mystery）一派的代名词与传奇，在侦探小说世界盛享经久不息隆誉的同时，也无法抗拒被比肩、被超越与颠覆的命运。这样一种内生式的裂变，就是众所周知的世界侦探小说史上“美国革命”将要完成的使命。

一

古典侦探小说的黄金时代虽然主要由英国作家群及其力作来代表，但真正的起源却在美国。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所著五个篇目，穷尽了解谜小说的五种经典样式。从此往后，世间所有侦探小说的写作与创新无不循其规而行，难逃爱伦·坡无意之中设定的基本范式。正如解谜小说当初在美国的猛然崛起显得名正言顺一样，它在大萧条时期迎来的颠覆也是如此地水到渠成。就是这样一场“美国革命”，正式促成了以解谜小说为主体的侦探小说与犯罪小说（Crime Story）的分野。

如果说解谜小说主要围绕谜题的设定与破解、以故事情节为主角，那么在犯罪小说里，人物则成了主角，故事情节的设定都是为了人物性格的展开与完整显示服务的。与解谜小说强调悬念意味、以心理活动描写为主要方式、全力经营推理这一重头戏不同，犯罪小说则全心经营人物的行动，全意营造情节冲突，让人物在行动、冲突及对话中自我塑造，渐现庐山真面目。在解谜小说里，主要人物多是足不出户的绅士般的全能神探，而在犯罪小说里，主要人物多是“肮脏大街上的骑士”，绝非全能，反倒不乏无奈与困惑。

犯罪小说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23年卡罗尔·约翰·戴利（CarrollJohn Daly）的《三枪特里》（Three-gun Terry），但其真正的巅峰时刻却是由硬汉派（Hardboiled School）私家侦探小说的领头羊达希尔·哈梅特（Dashiell Hammett）及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所创建。尤其不可忽视的是，雷蒙德·钱德勒作为侦探小说大家，以独具的才情及难得的天赋创造出了侦探小说史上的另一座高峰，也因此缔造了另一个神话，一个无法告别的文学神话。

寄身于侦探小说创作大业的雷蒙德·钱德勒却成就了自己在文学史上的传奇，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在人生最为落魄无着的时刻，重拾年轻时之于文学的梦想，选择了侦探小说创作作为人生的落脚点。而藉由侦探小说这一根据地，他打造出了一片常人无法企及的天地。他的文学艺术成就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力已非侦探小说所能局限与涵括，远及经典文学领域。作为经典文学作品的代表，他的侦探小说入选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图书馆藏品——《美国文库Ⅰ》。

迄今为止，一个显明的事实仍然赫然在目：雷蒙德·钱德勒是唯一以侦探小说作品跻身经典文学殿堂的作家。作为大器晚成的作家，他创下了一个文学传奇，一个从未被续写的传奇，一个无法被超越的传奇。正如他的代表作《长相别》（The Long Goodbye）所谕示的，在极其完满的意义上，雷蒙德·钱德勒是一个无法告别的文学神话。

二

他以侦探小说起家，亦以侦探小说立身，又以侦探小说传世，却意外赢得了世界范围内经典文学界的推崇与尊奉，获得了“让文学大师崇拜的大师”的尊荣。世界知名畅销书大家、日本当红作家村上春树罔顾出版界、读书界对其新书创作的期待，于2006年亲自将《长相别》翻译成日语出版，让日本读者分享他对大师的崇拜。他说：“雷蒙德·钱德勒是我崇拜的文学大师。他的《长相别》我已读过十几遍了。”雷蒙德·钱德勒与《长相别》在日本引发的轰动自在情理之中。此外，雷蒙德·钱德勒的超级粉丝亦不乏世界级文豪，如T·S·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我国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向以冷静和理智著称，对雷蒙德·钱德勒也是极尽推崇，称其《长相别》不可赞一词，是现代小说的范本。

如若认为雷蒙德·钱德勒不过是文学界的专宠，未免会招来电影界的攻讦。作为侦探小说作家，作为经典文学大家，他在电影史上也创下了无法难以企及的纪录。他被誉为电影史上最伟大的编剧，成为好莱坞最受尊奉的文学大师，世间无人能及。他为好莱坞缔造了激动人心的“黑色电影”。他与世界著名剧作家、导演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合作的《双重赔偿》（Double Indentity，1944）被称为美国电影史上最佳剧本之一、黑色电影的教科书，并荣登美国百部经典电影榜单。自1942年到1947年，他的四部侦探小说六次被搬上银幕。由悬念大师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导演的《后窗》更是成了电影史上的悬念巨作、传世经典，时至今日，仍被人们不断重温。

三

在短暂的时间里，雷蒙德·钱德勒共创作了七部长篇小说和二十多个短篇小说，被誉为硬汉派私家侦探小说的灵魂、“犯罪小说的桂冠诗人”，代表了硬汉派私家侦探小说书写哲学的最高水平。在美国侦探作家协会（MWA）举办的侦探小说一百五十年最优作家票选活动中，雷蒙德·钱德勒拔得头筹；而他塑造的侦探菲利普·马洛（Phillip Marlowe）居然票超福尔摩斯，被评为最受欢迎的神探、最富魅力的男人，还被加封为“有着一颗金子般的心的骑士”。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好莱坞，男演员均以能扮演菲利普·马洛为荣。据传，以亨弗莱?鲍嘉扮演的马洛最为成功。在雷蒙德·钱德勒侦探小说实际的阅读趣味和审美功用上，以下方面都是特色鲜明的表征：强烈的现实感与独特的时代色彩、魅力四射的人物、机智幽默而又冷静诙谐的对话、强烈的悬念感、严谨周密的推理色彩及出人意料的结局。

关于侦探小说，雷蒙德·钱德勒自有其独特主张。1944年，他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发表著名的评论——《简单的谋杀艺术》（The Simple Art of Murder）。在他看来，解谜小说“从思想来说，算不得一个难题；从艺术来说，谈不上是小说创作。它们都是闭门造车的产物，对世界未免太无知了。”他坚信，侦探小说应该“为那些对人生抱持积极进取态度的人写作……把谋杀案还给有杀人理由的人，而非仅仅提供一具尸体；要把它还给手头有凶器的人。这种凶器不是手工打制的决斗手枪、毒箭……”雷蒙德·钱德勒谨遵侦探小说的现实性原则：人物、场景和氛围必须真实；小说开篇和结束要有可信的动机与可靠的结果；人物以及言行要在所处环境中显得真实可信；谋杀手段和推理方式要符合程序和技术，等等。不同于解谜小说只是追求推理与解谜的游戏意味，侦探小说在雷蒙德·钱德勒那里，成了反映社会、观照人生，甚至是描塑道德理想与生活理念的严正艺术。因此，以他创造的菲利普·马洛为代表的硬汉派神探不再蜷缩在乡村别墅或安乐椅中，不回避社会现实，而是勇于面对更为广阔和肮脏的犯罪及人性的丑恶。硬汉派侦探小说更多关注的是大都市的罪恶、人性的复杂以及人物的道德困境，让人见识了社会的肮脏与人性的丑陋之后还要让人们热爱生活，给予这个社会以温暖与希望。

在雷蒙德·钱德勒的作品里，人物大于推理，性格大于案件。案件的铺陈及情节的设定，都是为性格的塑造服务，其最终价值就在于有利于人物性格的顺利、成功展开。在侦探小说的世界里，雷蒙德·钱德勒始终如一地恪守文学性书写原则。这就是他的侦探小说何以富有强烈文学意味的原因，也是他作为侦探小说大家能够荣登经典文学殿堂的原因。

四

在世界文学的人物长廊里，马洛与日生辉，一直光耀着侦探小说的门庭，也丰富着经典文学的宝库。

作为“最富魅力的男人”，马洛为了生计，勤恳工作。他说：“为了讨生活，我售卖我必须售卖的。我所能售卖的，就是上帝赐给我的一点儿胆量与智慧，还有为了保护客户、宁可吃亏受气的一点儿意志力。”只要接受了客户委托，他就会不惜代价将案情一查到底，不达真相不罢休。

马洛生活在肮脏而邪恶的世界里，却从不为生计而出卖灵魂；即使在万难时刻甚或有性命之虞时，他也不放弃对正义的渴望；他会选择尽一己之力来守候正义，寻求正义的实现。面对混乱无序的生活与复杂多变的人性，马洛难免玩世不恭，却始终都在恪守他作为硬汉派私家侦探的人生哲学：“如果不强硬，我就无法过活；如果不优雅，我就不配过活。”

马洛的动人之处在于：作为现实世界的平民，他却是精神世界的贵族；既是勇者，也是智者；既有一双探向罪恶的锐目，也有一颗守护良知的真心；既是生活的斗士，也是生活的诗人。

诚如雷蒙德·钱德勒所言：“要是有足够的人像他（马洛），这个世界就不会缺乏安全感，也不会至于如此无趣而不值得生活。”太阳落山之前，“人人都爱雷蒙德”！太阳落山之后，“人人都爱马洛”！

《长相别》是雷蒙德·钱德勒留与文学和人生的一场盛宴，菲利普·马洛是他留与生活和世界的无法告别的神话。

（原载《啄木鸟》杂志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