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领袖的读书无禁区
没人能统计毛泽东一生读了多少书，包括他的图书报刊秘书逄先知。毛的阅读范围，从历史、哲学到自然科学、军事，无所不包，更重要的是，他读书的方法“刁钻”甚至充满颠覆性。他把水浒当政治书看，把红楼当历史书看。
毛泽东在党的各种会议上，包括政治局会议上，讲秦皇汉武，评说史家著作得失。他给小说人物贴标签，贾宝玉是“大革命家”，刘姥姥是“农民阶级”。他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读书的方法无非两条，第一条要学会用联系的方法看书中的人物、事件；第二条要学会当评论员。”毛读书有一个习惯，喜欢在书上勾画，写批注。
长达4000万字的《二十四史》，是毛最喜爱的书之一。他不满这浩繁巨著，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鲜提“人民群众的生产情形、生活情形”。
《资治通鉴》也是毛泽东的床头书之一，毛读了十七遍，得出“秀才说得多，做得少，以及谁也看不起谁的通病”。
“毛泽东读书最没有禁区。”当时在人民出版社工作的沈昌文回忆说，毛泽东经常批条子，让下面的人帮他找书。毛指定要读大字体的线装书——他的眼神越来越差了。他记得，毛要过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因为要发动干部学习)，更多是各种古籍。
毛一辈子读了近十万册书，连用吴方言写的鬼书《何典》都看，却也被后人评论“重中国书，轻西方书”。毛所看的西方书，自然以马恩著作为主，他外出所带的西洋史必须是马克思主义观点的。
1976年，毛泽东病危。他的图书室管理员徐中远撰文回忆说，从9月7日到8日下午，弥留之际的毛仍坚持看文件、看书。他最后阅读的一部书是《容斋随笔》。
邓小平：鬼书武侠爱好者
邓小平曾坦言：“我读的书并不多。”
他的女儿邓榕回忆，邓没看过马恩全集，看的是选集，通读了列宁全集。他还喜欢外国人物传记，主要是跟二战、跟他自己的军事生涯有关的，比如前苏联的朱可夫回忆录等。
邓最喜欢中国古典史书——这点与毛泽东相似，他熟读过《资治通鉴》，通读《二十四史》，特别爱看《三国志》。另一和毛相似之处是，他也喜欢看地图——他们都曾是这个疆域辽阔大国的最高领袖。邓出差时，总要带两本地图册，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一本《世界地图》，到哪都要查看自己身处何处。
与毛不同的是，邓读书，但不以“评论家”的身份自居。他的儿子邓朴方回忆说，“他看书从来不在上面写字，连个道都不画，熟记在心，融会贯通，他也没有记日记的习惯。”
据公开报道，邓小平还是武侠大师金庸在内地最早的一批“粉丝”，“你书中的主角大多历经磨难才成大事，这是人生规律。”这是邓对金庸小说的评点，也是对自己亲身经历的写照。上世纪70年代，当金庸小说在内地尚为禁书之时，恢复工作的邓小平从江西返回北京后不久，就托人从境外买了一套金庸小说。
在党内，邓被认为是“实践派”的代表，以“猫论”闻名于世。“他喜欢看写鬼的书。”他的夫人卓琳曾透露，邓非常喜欢《聊斋志异》，有时外出，还让工作人员拆成活页，带几篇偷闲着看。
有人还专门考究邓看聊斋的动机：《聊斋志异》手稿本卷三《驱怪》篇末，有“异史氏曰：黄狸黑狸，得鼠者雄！”狸者，猫也。翻译成白话就是：“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的“猫论”，与其何等相似！
江泽民：好学好问
1985年，江泽民担任上海市长时，他的办公室有超过3000本书，数量上仅次于前市长汪道涵。
江喜欢古典文学。1994年，他在天津南开大学，当场背诵了王勃的《滕王阁序》和苏轼的《中秋见月和子由》，令学生们叹服。
1997年，他告诉美国《时代》周刊自己的个人兴趣：“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但我同时是一个普通公民，我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比如说，我喜欢读唐诗、宋词和元曲，也读过但丁、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和马克·吐温的一些作品。我还喜欢听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施特劳斯和柴可夫斯基的乐曲……我相信，艺术的各个领域都是相通的。”
江喜欢直接向别人请教，而不是通过间接渠道。比如，他看到当时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写的一篇关于中国古代年表的文章，对文中所引哲学家罗素在1922年为中国开出的一个处方非常感兴趣，便给宋健打电话。此外，他要了10本罗素的原版著作《中国的问题》。
江对宋健说，“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觉得我应该读一读的东西，就直接送到我的办公室来。”
另一个经常被江请教的科学家是钱学森。1989年，钱给了江一本他写的《系统工程论》。“后来，他在发表讲话时使用了系统工程的原理。”江还向他请教过超弦理论，最尖端的物理学理论。
江的英语很好，他能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哈姆雷特的独白“生存还是灭亡”，以及雪莱的《西风颂》。他还说，如果一个中国人对贝多芬的交响乐和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无所知，他就是精神贫儿。江告诫身边的人，中国应该吸收外国文化的精华，但他又强调，决不能抛弃自己的传统，以抵御西方文化的侵蚀。胡锦涛：发起读书活动，拒绝精神污染
公开报道很少提及总书记胡锦涛的读书情况。
南方周末从上网的新闻中仅找到一处，2004年10月14日，胡锦涛接见来访的俄罗斯青年访华团时说：“我清楚地记得，在青少年时代，我们曾满怀激情地阅读过贵国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演唱过贵国的歌曲《红莓花儿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后来我们熟知了普希金、托尔斯泰、高尔基。”
在过刊中找到的另一报道亦与青年有关。
1983年，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决定当年10月起，在全国城乡青年中开展读书活动。同年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刊登对胡锦涛的专访，题为《读书活动要坚持不断持之以恒》。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就是“全国青年读书活动办公室”主任。
谈到读书活动的指导思想，胡锦涛说：“对正在长知识，长身体，世界观和人生观还未形成的青少年来说，并非任何书都是‘开卷有益’的，对青少年说‘读书无禁区’是不适宜的。我们要坚决反对和抵制各种诲淫诲盗、黄色手抄本和西方资产阶级的精神垃圾对青少年的污染。”
就在此一个月前，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
谈到组织演讲活动，胡锦涛说：“演讲要不断适应形势的发展，当前特别要宣传抵制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意义，在反对精神污染的斗争中，发挥演讲的匕首和投枪作用。
温家宝：很少引用教科书上的话
两本名著今年重新出版，一本是《沉思录》，腰封上印着：温总理读了百遍的案头书；另一本《道德情操论》的腰封上印着：温总理五次推荐的大师巨著。
2007年11月，在新加坡访问的总理温家宝，提及罗马帝国凯撒马可·奥勒留所著《沉思录》，“这本书天天放在我的床头，我可能读了有100遍，天天都在读”。他频繁引用其间的名言“那些曾经赫赫有名的人物都到哪里去了，他们像一缕青烟消失了”。《道德情操论》温公开推荐不止五次。在2005年的“两会”，他就曾给企业家郑重推荐，毒奶粉事件之后，赴美访问的温说：“一个企业家身上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
“读书伴随着我的整个生活。”他曾对《华盛顿邮报》总编唐尼说。
作为建国后受教育的一代领导人，温同样熟悉苏联文学作品。上个月底，他在莫斯科对当地媒体说：“我记得小时候最早读的俄罗斯作品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他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一个人宁肯吃苦而不叫苦。”
温家宝是文学爱好者，也和许多西方杰出人物一样“仰望星光”。2007年，他在同济大学曾作一首现代诗《仰望星空》，他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这句话来自黑格尔。
每年，媒体还要细数温总理在“两会”的记者招待会引用了多少古语、诗文和典籍，还有教授专门考究，发现温引用的诗句，95%教科书上没有。
温家宝与文艺界大师多有私人交往。尤谈及2005年去世的巴金，称“那本《随想录》出版后，我读了受到极大的震撼，感到那是一部写真话的著作。”
自他担任总理，温每年还会去探望国学大师季羡林，还曾探讨“和谐”话题。今年8月，温第5次拜会季羡林，谈及这一年的多灾多难深有感触：“名为治平无事，实有不测之忧。”此话出自苏轼《晁错论》。
胡耀邦：配书房钥匙给警卫
广东省委原第一书记任仲夷，生前曾在怀念文章中说，耀邦“读过《马恩全集》，也读过《圣经》；做报告不念稿子；会写文章，会作旧诗，字也写得好”。
1979年，胡耀邦看到刚出版不久的《爱因斯坦文集》，说：“很多内容我没看懂，但看懂的那些，对我启发很大。”自1952年后，中共就跟随苏共，将爱因斯坦批判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文革中更是“批判相对论，革相对论的命”。
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胡便要求中组部的同志们都去阅读《爱因斯坦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于光远曾回忆，他曾看到胡耀邦在读日本首相吉田茂写的《激荡的百年史》。《理论动态》原主编沈宝祥也是在胡耀邦的推荐下，读了《激荡的百年史》和《美国史》。
胡耀邦担任团中央书记期间的秘书曹治雄撰文回忆说，1955年国庆前后，香港出版了关于蒋介石在大陆大半生故事的《金陵春梦》，这本书只在一些高干中流传，胡借了一套来，用了个把星期晚上时间看完了这套总计160多万字的大部头。
而新华社原副社长李普则设问：“如果耀邦也光读线装书，也光娴熟中国典籍，而排斥西方的学问特别排斥西方的人文科学，他是不是也会把国民经济治到崩溃的边缘呢？”
胡耀邦于1980年至1987年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曾让秘书特意多配一把书房钥匙，让警卫也可以自由出入自己的书房借书看。
